教育陈来: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

2020-03-17 作者:教育   |   浏览(55)

新儒家之后:儒学何为

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

进入专题: 儒学  

来源:人民日报 2013-12-22

——陈来教授在香港孔子学院的讲演

陈来 (进入专栏)  

陈 来

来源:文汇报 2013-06-03 陈来

教育 1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沿承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

核心观点

  

民族复兴与儒学的现代建构

  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应该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大局面正在到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我们说儒学在现代复兴的又一次机遇到来了。

  今天讲演的主题是有关于20世纪的儒学发展。“发展”这个词,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儒学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儒学的发展是充满危机、困境、曲折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谈到儒学的时代使命,不能不从回顾上个世纪儒家哲学在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说起。

  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和社会文化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个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今天讲演的主题是有关于20世纪的儒学发展。“发展”这个词,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儒学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儒学的发展是充满危机、困境、曲折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冲击和挑战

  在儒家哲学的这一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将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哲学体系。马一浮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成一体,认为一切道术统摄于六艺;他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哲学体系。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文化论,后来又不断建构新的哲学。上个世纪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对儒学复兴进行了系统设计。

冲击和挑战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这种新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上述这些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这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意识勃发的时代,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很大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学的当代“在场”: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

  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看近百年的儒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文化环境里,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冲突,在怎样的情境中成长、发展的。

  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看近百年的儒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文化环境里,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冲突,在怎样的情境中成长、发展的。

  新儒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承担起自身时代使命的。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是更为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挑战。第一次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举措。在这样的倡导下,老的“儒学”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儒学学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挑战。第一次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举措。在这样的倡导下,老的“儒学”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儒学学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全国开始大办新型学堂,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对儒家的生存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这是很重要的,即王朝统治的推行。第二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科目。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全国开始大办新型学堂,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对儒家的生存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这是很重要的,即王朝统治的推行。第二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科目。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在当代中国,30多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儒家的生存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905年以后,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学校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能够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辛亥革命以后,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我们一般讲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

  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儒家的生存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905年以后,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学校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能够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辛亥革命以后,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我们一般讲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是这样,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从1915年开始,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就是我们讲的儒学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在这种启蒙里,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对立面的,特别是把儒家文化、礼教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一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领域的儒学,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们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把儒学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放逐出去。因此,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儒学怎样生存呢?这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变化里碰到的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次冲击和挑战,来自新文化运动。

  虽然是这样,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从1915年开始,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就是我们讲的儒学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在这种启蒙里,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对立面的,特别是把儒家文化、礼教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一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领域的儒学,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们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把儒学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放逐出去。因此,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儒学怎样生存呢?这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变化里碰到的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次冲击和挑战,来自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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